第七章 曾公出山

    诞生了一代名臣的曾氏家族，是中国六大世家之一，曾氏先祖曾子是孔子最有建树的门生之一。曾国藩是这位宗圣的70世孙，而他的直系祖辈则是湖南湘乡县的农民。曾国藩家境并不富裕，但因隶属曾氏宗族，所以曾家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望。为承继先祖的学士遗风，曾家让子孙读书应考，以保不辱没书香门第的名声。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曾国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的父亲读书也算勤勉，却屡试不中，考到最后，终于和自己的大儿子在同一年中了秀才。这在当时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科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降生在这个贫寒之家，据说他出生时伴有异兆。他4岁开始读书，8岁前已读过五经，并开始学写文章。5年后，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他与欧阳氏定亲，等两人年长些便可完婚。

    1826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府试，名列第7。1832年，他参加院试，虽说成绩尚好，却还是落榜了。1833年，他和父亲都考中了秀才，到这一年为止，他的父亲已经考了17次了。次年，曾国藩赴长沙参加乡试，中了第36名举人，并于同年入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然而他前后参加了两次会试，均未考中。1836年，他借了些盘缠，开始游历江浙。身为举人，他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并不满足。游历途中，他看到一套书，认为极好，便用借来的100两银子将这套书买了下来。他带着这套书回到家乡，仔细研读了1年多，准备第3次赶考。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山东嘉祥县）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1838年初，又苦读了一年的曾国藩动身赴京。那时他手头已十分拮据，只得借了32吊钱作为盘缠，到京城时已经花得只剩3吊了。那时候，从他的家乡到京城，可谓长路漫漫，水路陆路加起来要走上一个月，一般来说，这段路40两银子是少不了的。这一次，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随后又通过了殿试。6月23日，他进了翰林院。

    金榜题名的曾国藩终于可以入朝为官了，他效忠清朝的生涯就此开始。不过他的应考生涯却还没有结束，因为翰林院内还有选拔考试，以确定不同的等级。曾国藩回乡小住几日后就返回了京城。他工作勤勉，在翰林院内步步升迁，同时在京城担任一些较低的职位。从他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翰林院的那些饱学之士过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他们时常吟诗作赋，畅所欲言。曾国藩俸禄不多，常常入不敷出，详情我们并不清楚，唯一知道的就是1842年间他租住的宅子每月的租金是15吊钱。他把自己的所得慷慨地与家人分享，或是资助京城里贫困的湖南老乡。他时间充裕，正好用来埋头苦读，因此官运倒也亨通。1843年，翰詹大考在圆明园举行，考试由道光帝亲自主持。参考的翰林共有123位，曾国藩的成绩排名第6，位列2等，于是，他得以在翰林院内升任较高的职务。在家书中，曾国藩告诉父母，在清朝，得此荣耀的湖南人里，他是第3个。

    同一年，曾国藩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当年和次年，他又获得了加衔，并在宫中担任职务。加官晋爵似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就连他在成都任考官时所得的1000两银子的酬金，也全部被用来资助穷亲戚了。1842年一整年，他的开销高达600两白银，其他年份应该也差不多。在四川任职期间，最让曾国藩厌烦的就是交际，他常常抱怨，除了当考官，还有不少应酬，四川湖南两省前来向他求对联的人络绎不绝；还有不少举子来向他借钱，无论有借无借，多借少借，都需要婉言款待；此外请酒拜客也是常有的事。此前很久，曾国藩就曾表示自己十分反感京城的应酬活动，但那时他还比较自由，不愿参与的他可以不参与，并且可以只结交那些能帮助自己修身处世的人，而不必为了沽名钓誉而去攀附权贵。然而成都应酬频繁，还不能推辞，再加上蜀地天热，他又身体不适，因此更觉得烦不胜烦。

    △现存法国的圆明园写真画。

    1847年，曾国藩迎来了最后一次大考，通过这次考试，他成功进入了内阁。自清朝建国以来，除了曾国藩外，整个湖南省没有任何人能在37岁时就进入内阁，放眼全国，近年来能在10年之内从翰林院进入内阁的也只有区区2人。他还被授予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皇太后和道光帝先后崩逝，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为丧仪奔忙，并因此受到朝廷赏赐，上下三代共享此殊荣。

    曾国藩很快从礼部调任，六部之中，每个部的侍郎他都担任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朝廷接到消息后，问罪于乌兰泰和赛尚阿，命曾国藩与刑部官员商议如何处置二人。曾国藩认为军务关系重大，奏请朝廷严惩，却被咸丰帝驳回，或许是因为当时优秀将领奇缺，皇帝事从权宜才做此决定。但这件事说明，这个日后将重整军队、平定叛乱的人，在性格上有其刚直的一面。

    为官数年，曾国藩一直想回家探亲，但一来他囊中羞涩，二来他也不愿因此失去升迁的机会，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虽说家里有人入京来探望过他，他的弟弟曾国荃还在京城与他住了一些时日，但他还是想回趟乡下，见见亲友，图几天清净。1852年7月，他终于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朝廷任命他为江西主考官，还给了他60天的探亲假期。然而从京城赶赴江西的途中，他却接到了噩耗，他的母亲已于7月28日去世。于是根据当时的习俗，曾国藩应放弃官职，回乡丁忧。于是他改道前往湖南，决定回家为母亲守丧27个月。

    9月26日，他在武昌得知太平军正攻打长沙，且已僵持了一段时日。于是他绕道而行，从湘阴上岸，取道宁乡，于10月6日抵达老家。在他丁忧期间，太平军撤离长沙，沿江而下往江宁去了。

    我们应该还记得，到此时为止，朝廷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是江忠源率领的乡勇取得的。而当时已被革职的赛尚阿是第一个意识乡勇的重要性，并在广西招募了3万勇军的人。长沙一役，江忠源率2000乡勇迎敌，其战斗力远远超过其他规模相当的军队。太平军撤离后不久，湘地便盗匪蜂起，湖南巡抚对此乱局已才穷智尽，无力应付。除了江忠源率领的2000勇军，罗泽南和王鑫手下还有1000多民兵。江忠源在宝庆成功镇压了一次土匪叛乱，此后人们便把剿匪的希望寄托在乡勇身上。曾国藩本人对这些民兵的价值也十分首肯，认为他们足以维护村县的秩序，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太平天国洗脑，抛弃了儒学传统的太平军，他并不确定乡勇能否应付。

    年底，湖南巡抚接到谕令，命他传咸丰帝旨意给正在家乡丁忧的曾国藩，令其帮同从湖南乡民中招募民兵，并主办团练。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了湖南巡抚转来的寄谕，但他不想受命，认为自己应在籍守制直至期满。然而国难当头，他又当临危受命，守制之事是暂可放在一旁的，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受到清朝贵族们的阻挠，而他恰恰又必须向他们求助。他自己认为，一旦接受谕令，成功的把握只有二成，失败的可能性倒有八成。好在他还听得进劝说。有几位在他心中颇有分量的朋友亲自登门，请他出山。就在此时，武昌陷落、大局动荡的消息传来，也对曾国藩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月26日，曾国藩动身去见湖南巡抚。他想先用新军镇压当地土匪，再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事关紧急，曾国藩很快便走马上任。1月31日，他向朝廷呈递了奏折，陈说自己的计划。他见湖南受太平军威胁，防御兵力又很弱，便提出在长沙建大营，本省所有的州县设立募勇处。已加入乡勇，接受过训练的民兵可直接入伍，送往长沙集训，然后再派驻省内各地镇压盗匪。但是，就在这同一份奏疏中，他再次请咸丰帝恩准他回乡丁忧直至期满。

    罗泽南率领他手下3个营的勇军来到长沙，成了曾国藩所组建的新军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曾国藩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制度，要求所有人遵守。曾国藩对军纪严明与否一向非常看重，因此，他制定的制度非常严格，他不希望看到新军变得和朝廷军队一样散漫。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国虞率1万多叛军在浏阳起义，但被江忠源的楚勇一举击溃，曾国藩的新军士气因此高涨。

    很快，让新军小试牛刀的机会来了。3月1日，长沙接到消息，太平军在耒阳和常宁会师，嘉禾也受到威胁。800名楚勇和湘勇被派去镇压，结果他们在衡山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太平军。

    可想而知，朝廷军队的将领们对新军必然有所抵触，而需要给新军拨款维持其正常开销的文官们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但这支军队对于朝廷的价值不言而喻。3月12日，湖南总督和巡抚接到谕令，要求他们设立征募点，继续招兵扩大这支军队的规模，并确保储备充足以维持正常开销。

    但是曾国藩很快遇到了新的难题。太平军进攻后没多久，各地都出现了盗匪，急需民兵保卫乡里免遭抢掠，然而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成百成千的民兵被招募去外省打仗，百姓当然会对征兵怀有敌意。盗匪们在各个村县横行霸道，如果不将其剿灭，就很难说服乡勇官兵们放着湖南不管，而跑去管别的地方。

    △湘军水师。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有另一方面的压力，朝廷一直在催他加紧练兵，然后将派这些人去对付太平军，因为那时太平军已经对清政府存亡构成威胁。曾国藩既不能抗旨不遵，又不能置地方于不顾，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所以他必须想一个两全之策。3月24日，曾国藩上书咸丰帝，称先剿灭湖南盗匪才是明智之举，且势在必行。当时各地会党众多，天地会是其中之一，它的大多数成员加入了太平军，或在湖南以太平军的名义活动；除天地会外，还有不少名称古怪的会党。这些社会团体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大规模的帮派，他们躲进深山，成为亡命之徒，湘东南和湘西南地区尤为严重。官府不是不知道这些帮派的存在，但他们不敢镇压，因为这些帮派长期肆无忌惮地发展，已经变得很难对付了。各个帮会的目的有所不同，有些是为宗教信仰，有些是为兄弟结拜，还有些纯粹是为了做强盗。

    这些为祸一方的组织近来又有新的力量注入，因为当时有许多逃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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