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本人性的词典[1]

    莫默尔·布罗德森 范丁梁 译

    据说，当卓有声望的《新德国期刊》（Neue deutsche Hefte）之主编约阿希姆·君特（Joachim Günther）于1955年受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之托，作为“真正的行家里手”对刚刚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文集》加以点评时，他对首先从作者的姓名入手知之甚少。看来，他完全不想把这位作者与那位他曾经（而且恰好是在一本德意志帝国的杂志上！）用盛赞的语调夸奖过其《德意志人》[2]的德特勒夫·霍尔兹联系起来。

    这则逸事不仅表明在德语区重新引入本雅明的困难，而且也说明，人们极少想要把他的名字与“编纂性”的作品联想在一起。当这样的“选集”几乎就不值一提时，在本雅明去世后对其著述的出版和接受中，人们曾与之相应地、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冷淡地对待他的“选集工作”[3]。关于本雅明本人赋予最高意义并且因此献出不少精力的一个创作视角的透彻研究，屈指可数。而倘若只有这一本选集的话，那么全部的工作就都是专门献给《德意志人》的。但他留下了一批绝对数量可观的其他的短小和庞大的选集。只有《德意志人》看来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这又再次与其出版史上的一些特点联系在一起。

    《德意志人》在1945年后被多次出版。这些发行物————从最早的《启迪》（Illuminationen）一书框架下的（部分）付印版（1961），到《文集》的校勘评注版（1972），再到插图版————却提供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这幅图景从书籍外面的封套开始，延伸越过扉页，甚至涉及书的内容。至少，用“对来自资产阶级世纪之信件的评注”[4]来给一本不断重新闪现其现实意义的文集加上标题，是十分不幸的。因为这本选集并非简单地把某一个逝去的时代编成目录并加以解释，而是表明了对当代的主题与问题的态度。本雅明也并未像众多新版本的副标题所诱导的那样，把选集视为一个整体，为其“作序”[5]或者对其加以“评论”[6]。相反，他没有将详尽阐释的要求与之相连，而是对每封单独的信件都用一段导言————它以一两个但不会更多的独特视角来进一步阐明————来理解。对于原来的文本而言，首版的大多数排字错误（甚至是文字遗漏）仍然未加修改地保留在作者去世后那些《德意志人》的版本中。最后，正如一个上光照相纸制的“图示”版[7]————它对确实存在于外部形象中的有意地不吸人眼球还一个劲儿地冷嘲热讽————那样对这部作品之布局[8]的非法入侵，为这幅图景补足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在剩余的漫长时间中不允许任何对这部作品之复杂产生史和对其起源的真正审视。因为读者首先逐渐————分别在《文集》逐卷出版的节奏中————接触到所有其他已完成的和有时只是通盘构思了的选集以及大量与其相关的记录与材料。因为在第一个校勘评注完整版中，《德意志人》不是作为完整的文本资料被呈现出来的。似乎它不具有任何独到之处，而是被打散成不同的部分（或者甚至被放逐至参考资料中）：卷Ⅳ的随笔（1972）、卷Ⅱ的《文学与美学杂文》（1977）————包含在其中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的〈诗艺之倒退〉》（”Rückschritte der Poesie“von Carl Gustav Jochmann）与其说是一篇杂文，毋宁说是一部伪装的选集[9]，卷Ⅵ的《混合内容之残篇》（1985）以及全版《附录》（1989）。另一部与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共同策划的、应是用文献资料展现从黑格尔、歌德、荷尔德林和比希纳到马克思、尼采、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和戈特弗里德·克勒尔（Gottfried Keller）这些伟大人物的“周遭环境”与“周围亲近之人”的文选（以及题为《1800～1900年亲如手足的德国》［L'Allemagne fraternelle 1800——1900］的一个内容丰富的备忘录[10]），在这套文集中甚至完全不见踪影。

    本雅明的第一部选集式的著作早在1925年就出版了，可是正如他称呼其评论的《法兰克福儿童歌谣集》（Sammlung von Frankfurter Kinderreimen）[11]那样，这部著作只是“一个小物，一件琐事”[12]。他将其理解为对备制“迄今为止完全未被研究过的”而且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化史的一章”所做的贡献。[13]同一时期，他忙于一部德国民间传说选集的计划，这部选集想要将“一个主题中当时最简明扼要的文本通过与语言方式最重要的变体相联系”而聚集起来，以便由此典范性地展示“懂得以怎样不同且重要的方式勾勒民间传说”。此外，针对这些故事之“意义的事实上强制性的暗示”，应该从这本围绕特别“非传统和冷僻主题”的选集独特的“安排与简洁”中凸显出来。[14]同样还是在1925年，本雅明被委托了一桩极其充满声望的任务：位于慕尼黑的不莱梅出版社（Bremer Presse）委托他编辑一本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文选集。这册书属于一套丛书，大学生们应该凭借这套丛书在情绪和思想上对使用大部头的完全版有所准备。[15]然而，出于至今无从解释的理由，这本已经完成初稿的选集[16]后来没有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本雅明成功地出版了其他大多数更为短小的选集，其中包括《文化奇谈》（Kulturkuriosa）[17]和《安东尼·维尔茨：一位被敲开头脑之人的思想与面容》（Antoine Wiertz：Gedanken und Gesichte eines Geköpften，1929）[18]以及若干《康德不为人知的逸事》（Unbekannte Anekdoten von Kant，1931）[19]。在本雅明看来，尤其是抓住维尔茨（Wiertz）同名三连画《隐蔽》（Die Verborgenheit）之几乎不知名的“文字说明”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幅画通过“出色的着装”和“布局的力量”博得了好评。[20]与之相反，他认为，一些出自“失传的文学年鉴、杂志等”的康德故事含有“对一种态度”的充满价值的提示，“根据这种态度，康德学说于哲学上完全获得成功并且被掌握之前，它首先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力量被感知到，人们不能摆脱这种力量”[21]。

    几乎与《法兰克福报》上的《书信》系列之完结同一时间，还有一本内容丰富的、与维利·哈斯（Willy Haas）共同负责的、题为《从世界公民到富裕市民》（Vom Weltbürger zum Groβbürger）的德国历史文集作为本雅明被驱逐出德国前的最后一本选集出版。[22]依据编者们的看法，这不是一本涉及任何传统的、通向“长满各种鲜花之草地”的选集，而是一本将读者置于一间“精神的武器大厅”中的选集：那间“战斗着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大厅。取振奋人心之效果而代之的对洞察力之促进是他们的目的，因此他们提供这种对“意见与经验”加以澄清、加以证实或者也可能对其存疑的文本来代替文艺的、“可用的”文本。再者，读者在这种将整体“就像在一幅字谜画中那样”压缩进去的、“对资产阶级之文化图景速写式的勾勒”中，发现“现实之……足够戏剧化且真实的特征扭曲了”[23]。

    1932年1月，当本雅明有机会在电台略微透露一点儿他所评论的《书信》之合集的隐秘细节时，他曾说，在这一出版系列之初，有的“几乎实在不比一个”纯粹“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更多”，有的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想的话————“一种情绪”[24]。究竟是什么给了他对这些旧日文献的指示，他仍然以何种意图追寻着它们，这些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逐渐领悟出来的。这听起来简直像是说《书信》完全是毫无前提地形成的。然而无论如何，之后的《德意志人》有它的历史：尤其像此处尚未提及的1939年的选集《一七八九年的德意志人》（Allemands de quatre-vingt-neuf）证明的那样[25]，有一段甚至回溯至深远的前史，也有一段后史。

    令本雅明最终能够信心十足地着手从事一个广阔得无法预估的题材的，是十分不同的事物：他在求学期间已经体验到创造性的冲击。沿着书信往来的红线策划的主要是选集、书信出版物和生平描绘类的读物、与朋友们的讨论、关于“选集”样式的纲领性思考、对“信件”种类的历史性的翻新以及特别是————就像人们可能出于简单而允许称呼它的那样————“选集练习曲”，就是所有先于《德意志人》的短小和大型的选集。

    只要努力一下亲自去追查那些在《书信》或者《德意志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最不显眼的痕迹，就首先会遇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库尔特·布赖西希（Kurt Breysig）的若干大学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布赖西希在柏林大学上练习课，“挑选的”[26]或者“精选的17、18和19世纪知名德意志人之生活史的文献、信件与大事记”[27]在课堂上被阅读和讲解。在这里，本雅明更加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一份文献资料，他自己的选集最终也应是从这当中汲取养料：他接触到了被忽视的、生僻的、令人费解的、被忘却的和下落不明的文本。或者，在此用针对这些课程的稍后一次活动上的话来说：他接触到了“在经典的高峰之间”的“匿名的或者毫不引人注目的”原始资料[28]，它们“在书信往来和纪念性演讲、日记和编年史中丰富地流淌”却“不大随手可取”[29]。此外，本雅明在这些研讨课中学会了对传统进行逆向梳理。因为布赖西希的练习课也从他提供的————包括所有面向军队统帅和行军队伍的讲授课在内的————其余课程之“华丽的粗暴”[30]中凸显出来，这些练习课已经通过它们的题材选择明确地与（好战的）时代精神交战。

    正如自传体著述、更小型的出版物、做了笔记计划好但仍未付诸实施的选集以及本雅明钻研的与《德意志人》相关的极多文献所证明的那样，他终其一生是一位简直狂热的信件与书信中生平描绘的阅读者。从歌德时代直到他自己的当下、再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狱中书简》（Briefen aus dem Gefängnis）[31]，他几乎没有遗漏一篇这种形式重要的或者至少值得注意的发表物。在一定意义上，对选集而言，情况也大致相同。他早就知道像由晚期纳粹理论家威尔·费斯佩尔（Will Vesper）主编的套书《德国诗歌八百年之成果》（Ernte aus acht Jahrhunderten deutscher Lyrik）[32]那样的流行“文选”[33]，一如他了解（和评价）不莱梅出版社那些值得称道的选集————例如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四卷本《德语小说家》（Deutsche Erzähler）[34]或者他的数次再版的《德语读本》（Deutsches Lesebuch）[35]。此外，他还间或————有时十分详尽且从根本上————对选集加以评论：那种新型的法国散文[36]、瑞士诗歌[37]和（挪威）教学选集[38]，特别是鲁道夫·博尔夏特（Rudolf Borchardt）的文集《风景中的德国人》（Der Deutsche in der Landschaft）[39]，对其的评论[40]在私下成功地成为了他自己纲领性的表态。

    只要把本雅明先于《德意志人》的选集中的导言和评论作为连贯的文本来阅读一遍，就能毫不费力地知晓在挑选、布局和语言塑造方面本雅明无疑最为重要的选集也依据的（几乎）所有准则。发掘下落不明之物、被忽视之物和被遗忘之物，练习短小简洁和“写得简明扼要”（stilus laconicus）或者“表述得简洁明了”（laconice dicere）意义上的言简意赅，反抗一种可疑的教育认识（用对教育素材的“使用”来取代对其的纯粹积累），使读者的“耳朵”敏感地“获取”很少能听到或者很久没有再听见过的“声音”[41]，在语言和结构的塑造上保持谨慎，确立与当下的联系以及塑造每个文本所特有的各自决定性的“姿态”：这些与其他种种就是选集的一种实体理论的拼图块，该理论剩余的部分从笔记、信函和大纲中，从电台演讲《沿着旧书信的痕迹》（Auf der Spur alter Briefe）[42]中以及从本雅明的若干评论中外推出来。

    本雅明区分了选集的三种类型：一种是“精英文学之文献资料”，其编排————“无论是否坦率地说”————根据“规范”的准则而进行，并且，假如它们作为妥善构思的整体呈现出来的话，那么它们会激起特别的兴趣。反之，“第二种也是较为罕见的种类”则设定了“纯粹提供信息的目的”，因此它们的编者大多保持“匿名”。最后，第三种“最为常见但是（最）令人不快”的类别代表了“一种无创造性的观点与提供信息的观点之间模糊的交融”，一位分外之人试图凭此“让他无用的消遣……在面对读者时变得有趣”[43]。

    本雅明认为只有第一种类型是令人称道且值得效仿的，与此同时他对一些具体的榜样记忆犹新：尤其是不莱梅出版社的选集。令他对这些文集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让它们踏入了“与迄今为止已经存在于这种形式中的几乎所有的一切”相反的、“最令人愉快的对立面”。当“平常的选集”总是带有“对原始库存……加以掠夺的污点”时，由于这些选集把搜集的文本“与一种全新的形象，一种重要意义”相配合————“这种重要意义这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历史性’，而是旧事物直接的，尽管更为深思熟虑、更为设防牢固的继续繁荣”————因此“一份显而易见的幸运”落在它们上面。“原始文献本身的作用”在它们中显现出来，没有什么有助于“它们教育上的抽象概括”，而且它们吸入的是“精神”。正如本雅明赞同地引用博尔夏特的一段评论，这种类型的文集“并非客观”，不是“把对象不管时间、不管风格、没有意愿并且归根结底没有动机地穿成一串”。更确切地说，“在它们身上，动机与时间、意愿与风格……持续不断地在默默工作”。在这类文集中，事物“从未……具体地”被传授，“而是一再只有事物的形态被形象地传授，只有事物在穿过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精神时变化着地感受到的表现形式被传授”。而由此，“这种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精神自我始终以崭新的形象，在始终崭新的变换与应用中”被流传下来。这使它们成为了“最高意义上的选集”[44]————并且由此成为全新的、“真正的文学文献”[45]。

    本雅明在他的评论中继续这样说道，令“书籍外部更高的统一”变得明显、让“思想的风景”凸显出来、勾勒一个时代的面貌并且始终预示新的局势，这些却并非“讨人喜欢的即兴创作的问题”。其实这种目标以全面且详尽的原始资料知识为前提，就像为了获得这种完整性————这种一如博尔夏特所言“德意志精神史意义上的统一”[46]————它此外还需要最大限度的直觉和“可发展的观念（想法）”[47]、最大限度的语感和布局的力量。

    博尔夏特自己只是将他的成果理解为序曲，理解为对“失落的德意志卓越才能”之全面“复兴”的适度贡献[48]，在此，人们无法抵御这种印象，即用一种几何图形来描述的话，博尔夏特最后的视角是那种只是向上攀升的线条或曲线的形状。反之，本雅明对传统的识别是一种辩证法的洞察力，他也在传统的见证中始终察觉到腐朽和不安：“德意志人关于风景与语言的内省，历来是有多么完全毫发无伤的结果；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内省，历来是有多么激烈的结果？这不值得深思吗？”因此，在这些对一种既苦涩又丰富且满足之经历的见证中，“对最优秀之德意志人四处显而易见的抛弃”正表达出来。本雅明也抢在自己的选集式作品之前这样总结他的评价，博尔夏特的著作并非“德意志人的著作，其充沛并非自困境而来”[49]。这已经是与《德意志人》明确的共鸣，正如业已在其献词中表述的那样，《德意志人》针对的不是辉煌出色的而是不显眼的、平淡的卓越、荣耀和尊严，它由相似的、时而对照时而互补的概念组贯穿而成：不是毫无卑微且受限之存在的真正人性[50]，不是毫无贫困的自由[51]，并且不是信念忠诚，不是毫无困境的信条[52]。

    同时代的评论界也首先把《德意志人》作为对当时政治现状的几乎不加遮掩的评述来阅读。这恰好与本雅明及其出版商鲁道夫·勒斯勒尔（Rudolf Roeβler）的期望相符，这些期望甚至想在纳粹德国从这本选集上得到“至少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成功”[53]。此外，一本打算展现“一个‘秘密的’”、自由的、宽容的和友爱的“德意志”之“面貌”的文集，在1933年后几乎只能这样被接纳。尽管如此，这种文本的变体还是让人惊讶，因为其中几乎没有谈论到政治：基本上，只是在梅特涅致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54]中谈论到了明显不稳的主题。那么，是什么真正引起了这种阐释？仅仅是，或者至少首先是，深刻的政治变化吗？还是为了获得渴望的效果，在此应是已经踏上了关于文本选择及其排列和评论的特殊道路？

    他选集式作品包含的信息涉及何物，对此本雅明的答复总是保持着一些含糊和简洁。比如，在他的电台演讲《沿着旧书信的痕迹》中就只是这样说：意图是，在所有实质性的关系、暗示和细节中澄清含义深远的信函，以便“正中人性之物”[55]。然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关于人们如何并且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密切注视这种人性之物的所有暗示与论述。

    在这篇从这一点来看富有启发性的电台演讲中，本雅明短暂地提及了“伟大艺术家之存在”[56]的分层，就像它成为弗里德里希·贡尔多夫（Friedrich Gun-dolf）1916年的《歌德传》之基础那样。与这部在关于“歌德之亲和力”的杂文中已经是批判对象的作品再次展开争论，他这么做较少地出于这一目的。这本格奥尔格学派（George-Schule）的“精神之书”其实为本雅明充当了其选集工作之若干前提的解说。贡尔多夫把歌德之本性“由外而内地集中”包围起来[57]的尝试，以对原始资料的一种评价为基础————根据其重要性来安排，书信居于谈话之上，但是居于“原创性作品”[58]之下————本雅明出于不同的理由并且不仅针对歌德而拒绝这种评价。在对第三篇发表于《法兰克福报》之《书信》的评论中，他就已经这样写道，“高超技能从来不只是在劳作中，而且同时在私人的生活空间中”[59]清楚地显示出来。此外，对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之接受恰好鲜明地证明了，（无论是作品、作者还是原始资料之）等级化与圣徒化的每种类别都更有可能妨碍对过去的创造性的讨论，妨碍对文化遗产————对那些本雅明用来理解“生机勃勃的传统”[60]之物————富有成效的、着眼于现实的继承，还会使其破灭。因为，就像在电台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何物被“典范性”地僵化了，它就“不再值得讨论”并且因此“如今在效果上徒然无用”[61]。最后，要点是：在这样一种分层模型中，会有两个事物错误地互相联系在一起。因为随着不断增加的历史距离，那种（也正由贡尔多夫隐含地假定的...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