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1] 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

    [1] 克莱门斯·文策尔·洛塔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19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原著中将“Klemens”写作“Cle-mens”，这种不准确性是由德语正字法的演变造成的。他从1809年开始担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21起担任帝国首相，直至1848年革命爆发，他被迫下野为止。最初，他主张缓和奥地利与法国的关系，竭力促成了奥地利公主、女公爵玛丽-路易丝（Marie-Louise von Österreich，1791——1847）与拿破仑的政治联姻。但是在这不久之后，他作为外相又推动了奥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代表奥地利签署了拿破仑宣布放弃法国皇帝称号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枫丹白露条约》。之后，他主持了维也纳会议（1814年9月～1815年6月），主导欧洲各国定下日后“协调行事”的方针。为表彰他为帝国做出的贡献，奥地利皇帝在1813年10月授予他亲王的头衔。1848年后，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流亡生涯，于1851年再次回到维也纳宫廷担任顾问直至去世。梅特涅是19世纪保守主义的巨擘，致力于重整欧洲秩序，扑灭欧洲革命之火；他的大国均势政策，一方面使得当时已经落后的奥地利能一度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另一方面帮助欧洲各专制国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专制统治，这一时期（1815～1848）也因此被称为“梅特涅时代”。

    导言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s）曾意义深远地评论，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敌人————已经站到德国资产阶级面前时，后者尚未把他的第一个敌人————封建主义————摔倒在地。[1]梅特涅的同时代人已经对此有亲身体验。人们只需翻开格维努斯（Gervinus）从未被足够重视的《十九世纪史》（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读一读这位卸任的王朝、宫廷和国家的首相在去世前不久可能还在读的文字：“曾有过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他们虽然比梅特涅更加令人窒息地进行统治，但是却通过对国家的功绩来补偿他们的强硬；他们虽然像梅特涅那样把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福利之前，但是当他们的自私自利性不插手时，他们却用聪明才智或者对行动的天然倾向与共同本能推动有利之事。梅特涅不是如此。他的兴趣是不作为，因此这种兴趣始终插手并且始终与公共福利争执不下。”[2]但是他的兴趣不仅仅是这一不作为————它给予了被推翻之人那种（这位81岁老人写的这封信如此显而易见地充满了的）信心，也不仅仅是不受干扰地享受难以估量的财富————正如有人所言，亲王知道在三十年的和平中通过“与金融巨头之间的汇兑利润和分配协议、为职务效劳、高价卖出……和低价买入带来的收益……从赔偿、和约、撤离、补贴、购买和航运中得来的数百万钱财”为自己谋得这些财富，他的兴趣也是他重要的政治信仰————在他的八卷手写遗稿中，不见得有一处比在这封遗书一般写给他唯一的学生、时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奥地利钦差大使的冯·普罗科施-奥斯滕（von Prokesch-Osten）伯爵[3]的信中，会更有效地表述清楚这种信仰。从这封信中，人们可以有把握地画出一段穿过半个世纪的曲线，人们还可以找到一种回旋，它比起在梅特涅的所有话语中更多地存在于他的暧昧微笑中，这是一种在拉纳[4]元帅看来是卑躬屈膝的柔顺、在霍尔迈尔男爵[5]看来是狡诈与贪婪、在罗素勋爵[6]看来是毫无意义之习惯的微笑————人们会在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7]那里重新找到这种回旋和这种微笑。法朗士说：“人们经常谈论‘时代的标记’。但是它们很难被找到。我原来时常觉得，我们时代的最独特之处从一些在我眼前发生的小场景中流露出来。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十次有九次曾发生的是，我恰好在老旧的日记和年代记中重新找到伴随着相应情况的同样之物。”确实如此。为此，那些具有破坏情绪的人————他们可能作为大贵族有封建主义的倾向，或者作为中产阶级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总是最爱将生活与戏（Spiel）做比较。“戏”一词的双重含义是完全恰当的。[8]在下面这封信中，它指的是伴随着所有相同之物持续不断再现的舞台剧；而在另一封几乎同时期的信中，它指的是赌博游戏，在那里“对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的顾及”应该被置于“斯卡特”（Skat）[9]中。一位俄国枢密院大臣曾把亲王称为“刷了漆的灰尘”。后者不曾为此抛开笑容。对他而言，政治手腕是一支小步舞曲，小灰尘在阳光下踏着它翩翩起舞。他如此就一项策略为自己辩解，甚至连资产阶级在其鼎盛时期也无法掌握这项策略，没有看清它作为幻想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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