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天京之变

    1855年的下半年是太平军战绩最辉煌的时期，然而将领们的同室操戈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太平天国推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东王、北王在内讧中被杀；石达开率部出走，此后多年征途颠沛，一度转战到西藏边界；太平天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

    太平军方面战势确实大好，长江中游所有战略要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北伐军虽然全军覆没，但西征部队牢牢控制住了九江和湖口，同时派出大批人马，经安徽向长江上游进发，攻入江西。曾国藩手下的兵力实在有限，即使加上刚招募的新军也难与太平军抗衡。然而就在1856年，由于东王杨秀清极尽专横跋扈之能，终于触发了诸王之间长久以来的积怨。杨秀清常假托“天父下凡”传令，后来又自封劝慰师和圣灵。他的野心不断膨胀，利用神灵附体的伪装成为天京的实际领袖，凌驾于诸王之上，甚至企图控制天王，其篡位之心已昭然若揭。“他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北、翼两王不服，密议杀东王一人及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3]

    详述太平天国萧墙之祸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朝廷方面的战况。1856年初，曾国藩集中兵力攻打武昌，在外围小胜了几局。但是在这次攻城战中，曾国藩手下仅次于塔齐布的优秀将领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身受重伤，4月12日不治身亡。朝廷念其生前功勋，追赠罗泽南巡抚衔。当年年底，经过一整年的围攻，被太平军占领了18个月之久的武昌终于被清军克复。所有运粮通道都被朝廷封锁后，太平军才突破城门向城外逃窜。这虽不是什么大规模的胜利，但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年6月，清军遭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朝廷派出一支军队，从江南大营出发，前往镇江救援。东王趁机命李秀成率军攻打江南大营。这次太平军几乎调集了所有可调集的兵力，出手就是一次重击，清军防线被切断，大军败走丹阳，钦差向荣自杀谢罪，继任和春只得收拾残兵，在新的营地重新修整。和春认为，这次惨败过后，清军必须重振士气，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在太平军降将张国梁的协助下指挥部队前去攻打安徽和江西。

    太平军在安徽的大营设在三河，朝廷的基地则在庐州。和春决定亲自上阵指挥，给太平军致命的一击。9月17日，清军发起进攻，大获全胜，折损太平军兵力5000余人，不少太平军溺水而亡。太平军的另一个基地巢县负担着天京的补给，有重兵把守。9月27日，巢县太平军投降，大量物资落入朝廷手中。但克复整个安徽省还是任重道远，太平军坚守安庆，经制军中只有一小部分兵力可以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点对他们发动攻击。然而尽管如此，清军取得的这几次胜利还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说明他们的战斗力已经加强了，军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能应付真枪实弹的官兵。

    就在当年早些时候太平军获胜后，尤其是6月打败清军之后，太平天国终于祸起萧墙，天京诸王之间的种种积怨爆发了。杨秀清被反对他的人联手杀死，他的家人部众也未能幸免。然而杨秀清的死并没有终结诸王之间的钩心斗角，北王韦昌辉步他后尘，并陷入了对翼王石达开的疯狂猜忌，最后石达开被迫出走，前往宁国。翼王走后，韦昌辉杀害了他留在天京的家眷。随后，韦昌辉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多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逼得天京军民奋起反抗。韦昌辉最终被处死，他的首级被送往身在宁国的石达开处。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奉诏回到天京，天王对他许以高位，但石达开很快看出，洪秀全想通过自己的两个兄长牵制他。天王的这两位兄长既不懂行军打仗，又不通治国方略，他们和封了神的洪秀全一样，只知道上帝会永远站在他们这边。石达开是个有勇有谋的领袖，可惜他的所有决策全都被洪秀全的两位兄长一一推翻了。为躲避猜忌，石达开只得再度离开天京，去别处继续筹谋太平天国的大业。

    石达开一走，太平天国尚有些领导才能的人只剩两个了，一个是陈玉成，即后来的英王，另一个就是李秀成，即后来的忠王，这两个人也是太平天国后期唯一的支柱。李秀成是在广西加入太平军的，当时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1854年，李秀成随石达开征战安徽，1856年攻打江南大营，大败向荣部队时，他是主将之一。此后李秀成奉命主理安徽事务，不久之后便封了忠王。后来与戈登的洋枪队正面相抗的也正是他的部队。李秀成处事冷静，直到最后都尽忠尽节，对天王从来都直言敢谏。在他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洪仁玕，认为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前来内地加入太平军之后，天王就一直被其控制，听不进其他人的劝谏；次要原因则在于天王过于依赖神灵庇佑。

    1856年的这场萧墙之祸让太平天国大受打击，如果清军能抓住这个机会趁乱出手，那么双方的争斗早就能结束了。只可惜天京内讧爆发时，却也正是江南大营受到重创、清军士气最为低迷的时候，而此时曾国藩又偏偏被困在千里之外的南昌。也难怪忠王回忆起这段生死攸关的经历时，也只能相信太平天国是得了神灵护佑，让清军损兵折将在前，天京生变在后，若两者顺序颠倒一下，那么朝廷一定胜券在握，太平天国一定转眼就灰飞烟灭了。

    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乘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之间乱起。此时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4]

    不过忠王认为，天京之变爆发之时，朝廷还有一条路可走，即从那些容易动摇的将领下手，有条件地招抚，因为当时天京已乱作一团，诸王各自为政，天王对谁都不放心，只信任自己的直系亲属。

    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救赦广西之人，久散而矣。[5]

    或许是因为紧要关头表现软弱，或许是因为不懂得适时采用安抚政策，或许是因为没能察觉到机会来临，又或许是因为缺少一位有远见的人物，总之朝廷白白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在李、陈二人的指挥下重整旗鼓。可能是因为朝廷对太平军怀有根深蒂固的蔑视，因此官员们不会觉得招安有任何好处。对太平军，他们永远只会口诛笔伐，并将对方的胜利归咎于清军将领的无能。

    咸丰帝在1856年3月25日下的一纸谕令便非常典型。这道谕令将华中清军与击退太平军北伐部队的蒙古将士作了一番对比，称清军无能，并宣称要派遣蒙古军队去剿灭长江两岸的太平军，接着又扬言：“谅兹穷寇，不难一鼓荡平。”虽不知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当时咸丰帝内心是否会有些发虚，但至少朝廷表面上态度十分强硬，毫无妥协的可能。一部分太平军官兵可能原本还打算间接向朝廷示好，而这道上谕算是彻底断绝了他们归顺的念头。

    与此同时，远在江西的曾国藩情况又如何？1855年底，他的部队被困南昌，军饷欠了好几个月，与外界的所有联络都被切断。石达开在广东的另一股反叛势力的援助下控制了江西省的南部和东南部，以及鄱阳湖地区和东部产茶区。1856年，江西本地又出现新的反叛势力，他们的组织叫做“边钱会”，人数约有50000人之多，这些人集体秘密加入了太平军。他们攻城略地，大肆破坏，给曾国藩带来不小的麻烦。

    曾国藩再次上书咸丰帝，陈说了自己的防御计划。他想将自己的部队全部调集到南昌；那时罗泽南尚在，曾国藩便提出让罗泽南把守通城，确保湖南湖北之间道路畅通，同时保护南昌；遮克敦布负责把守江西东北部四府，那时官军粮饷就全指望这四个府了。这个计划过于保守，咸丰帝极为不满，连发两道谕令，称叛军人数并无绝对优势，曾国藩不应只作防守，还应该从叛军手中夺回失地。命令是下了，但不见朝廷拨款。好在浙江、湖北和湖南当时正推行厘金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四川、广东和广西也正在仿效。

    某日彭玉麟抵达南昌，曾国藩闻讯大喜。彭玉麟从衡州出发，一路乔装改扮，徒步700多里才来到南昌。曾国藩本人并不精通排兵布阵，他手下最出色的几位将领要么已经战死沙场，要么身在别处无法赶来，面对朝廷的谕令，曾国藩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彭玉麟无疑来得正是时候。与此同时，叛军在鄱阳湖一带有所动作，吉安被围，但曾国藩一时派不出救援的人手。

    御史们纷纷开骂，指责曾国藩处理江西军务不力，咸丰帝也下诏斥责。2月14日，曾国藩复奏称，没有罗泽南和杨载福襄助，他已坐困江西。他手上兵力本就不多，不适合分散，因此无法调拨出一部分去湖北增援。如今彭玉麟抵达南昌，他希望此后情况能有所好转。与此同时，缺少资金依然是一个大难题，现在，维持他手下这支小型军队正常开支的6万两银子都无法保证了，因为多数州府已被太平军占领，正常的税收断了，卖官鬻爵也行不通了，浙江的盐税也很难收得上来。他发现国内贸易中征收的厘金能带来的收益最大，于是他请求朝廷下令推广厘金制度，与上海有商业往来的地区全部推行，并抽取部分厘税交与他用作军饷。与此同时，他也请求江海关，即现在的上海海关抽取税金以济湘军。

    最后一条请求阻力颇多，很难得到肯定的批示。然而咸丰帝又下了一道谕令，不耐烦地催促曾国藩与巡抚商议，尽快采取措施，这等同于让曾国藩做无米之炊，于是，曾国藩只得在3月27日的复奏中哭诉说自己已陷入绝境。南部的吉安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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