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今论[1]

    邓 实

    邓子曰：神州学术至于本朝，凡三变矣。顺康之世，明季遗儒越在草莽，开门讲学，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此一变也；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苞）、姚（姬传）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亦诋汉，此再变也；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专治今文，上追西汉，标微言大义之学，以为名高，此三变也。呜呼，神州学术之变久矣。今日之变，则上古所未有也。春秋以降，鬼神术数之学，变为百家诸子，百家诸子，变而为儒，其变也，各自为宗，树矛戟于道外；近世二百余年，不分汉宋之学，变而为汉学、宋学，汉学、宋学变而为西汉今文之学，其变也，不离乎儒者近是，树矛戟于道中。变之于道外，则各学分立，而学之途日争而日进；变之于道中，则同室交哄，而学之派愈趋而愈歧。邓子曰：夫学之真，一而已矣，何为汉、何为宋、何为今文、何为古文哉，秦火之残，诸经复出，汉儒治经，博综群籍，铨明故训，不为墨守，此汉学之真也。有宋诸子，生经学昌明之后，本之注疏，通夫训诂，然后会同六经，权衡四书，发其精微，明其义理，此宋学之真也。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类能通经以致用，如《禹贡》行水、《春秋》折狱、《三百五篇》当谏书，此今文学之真也。东汉经师，发明古训，实事求是，不立门户，而人尚名节，成为学风，此古文学之真也。是故学之真，一而已。真者何？皆在孔子之术六艺之科而已，无汉宋、无今古也。学之分汉宋、分今古，其惟学术之衰乎。嗟乎，此君子所以叹学术之盛衰与世运为升降也。顺康之世，天下草创，方以收拾人心为务，文网未密，而明季二三有学君子，得以抱其不事二姓之节，讲学授徒，风厉天下。流风所扇，人人知趋向实学，追汉采宋，不名一家，国家尝收人材之实，故其时民风士习，皆有可观，学术既盛，而世运亦隆。雍乾之世，天下既定，网罗日密，文字之狱屡起，严立会结社之禁，而晚明讲学之风顿息，于是学者怀抱才慧，稍欲舒衒，举足荆棘，无所于施，则遁于声音训诂无用之一途以自隐，而汉学之名以起。其有一二躁进之士，思获时主之知遇，则效法程朱，博老成持谨之名，以愉禄仕，而宋学之名以起。自有汉学、宋学之名，而清学日衰，海内亦稍罢敝矣。道咸之世，外侮踵至，朝廷方殷外务，无暇致密其文网，诸儒复得侈言经世，以西汉今文之学，颇切世用，易于附会，而公羊家言三世改制之说，尤与变法相吻合，故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思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故今文之学出，而神州益不可为矣。盖今文学者，学术之末流，而今文学盛行之世，亦世运之末流也。吁可慨与，吁可慨与。吾请得综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而论列之。

    顺康之世：昔在明季，姚江之学风靡天下，而东林气节之盛，蔚为史光，及其末流，入于禅学，空言心性，士皆以读书为非，无应用之实学，故明之亡也忽焉。明既亡，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三先生兴于南，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三先生兴于北。梨洲集王学之大成，亭林以关学为依归，船山奉关学为标准，夏峰、二曲融合朱、陆，习斋则上追周孔，此六先生学术之派别也。顾六先生之学派不同，而其以经世有用实学为宗则同，其读书通大义，不分汉宋则同，其怀抱国仇，痛心种族，至死不悔则同。请言梨洲。梨洲之学受于蕺山，为姚江之正传。然梨洲讲学，谓明人袭语禄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教学者必先穷经，而求事实于诸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多而不求诸心，则为俗儒。是先生之学，得王学自得之益（昔姚江谪龙场驿，忆其所读书而皆有得。是姚江未尝不读书。读书而得，是王学之至精者），而无其心学空虚之弊。其著《明夷待访录》，发明君臣之原理，以提倡民权；其著《宋元明儒学案》，为中国独一之学史；其著《留书》，则王佐之略，而昆山顾氏所叹为三代之治可复者也。此梨洲之学也。请言亭林。亭林之学，通儒之学也。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实录奏报，手自抄节，驴书独行，读书旅舍，周览郡国，留心风俗。今读其《日知录》、《菰中随笔》、《天下郡国利病》等遗书，陈古讽今，规切时弊，其维礼教，持清议，复宗法，核名实，贵自治，务垦辟，一篇之中，反复三叹，先生之心如见矣。其生平论学曰：行己有耻，曰：博学于文，曰：经学即理学，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不足为，皆至精之语。此亭林之学也。请言船山。船山讲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渊源所自，尤在《正蒙》一书。谓张子之学，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自以生当鼎革，茹种族之悲，则窜伏林莽，著书见志，以存大义于天壤，留正朔于空山。著《黄书》，溯黄帝为吾族之祖，于彝夏之辨，人禽之界，防之至严。其《噩梦》一书，指陈民生利弊，旦言夕行，所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者也。此船山之学也。请言夏峰。夏峰论学，自言从忧患困郁中，默识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实在此。其学以躬行有用为宗，而于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尝尊王守仁为有用道学，谓其以拔本塞源之力，奏扫荡廓清之功。又言有用二字，乃孔门学旨，此其所以结茅双峰，内敦诗书，外御盗寇，部署战守，以儒而能兵也。此夏峰之学也。请言二曲。二曲论学，以悔过自新为始基，静坐观心为入手，谓必静坐乃能知过，知过乃能悔过自新。尝曰：天下之治乱，在乎政教之盛衰；政教之盛衰，在乎学术之邪正。学术不正，则政教无所施其权，而不至。率天下而充塞乎仁义者几希矣。此先生所以起自孤童，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饥寒困苦，耿光四出，毅然任斯道之重而不敢懈也。此二曲之学也。请言习斋。习斋讲学，谓当复尧、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旧，以事物为归，以躬行为主，不尚空言。其教学者习礼、乐、射、御、书、数、兵、农、水、火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先生自幼学兵法，善技击，精阴阳象纬。尝推论明制之得失所当因革者，为书曰《会典大政记》，曰：如有用我，举而错之耳。盖先生之学，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实学实用，即体即用者也。此习斋之学也。邓子曰：嗟乎，六先生之学，何其大也。是故南方之学，而黄、顾、王三先生为其大师；北方之学，而夏、李、颜三先生为其大师。翘然树六大帜于神州之内，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谓有清一代学术，六先生开之可也。厥后梨洲之学，开出浙东学派。万氏兄弟（斯大、斯同），一精经学，一精史学，皆自成一家言。以至全氏谢山兴，而上接其传，著书等身，汲汲于搜罗明末文献，表彰节义，其学得于万氏之史学为多。故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如章氏实斋是也。亭林之学，开出浙西学派，与浙东并峙。虽其传不大，然乾嘉间言汉学者，无不宗亭林。船山声影不出林莽者四十年，遗书湮没，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亦可哀已。然遗书一出，日月争光，麟经大义，炳然天壤。船山之学，晚而愈彰。夏峰晚年讲学苏门，弟子极盛，而魏一鳌最为高弟。其后如高镐、曹本荣、耿极、耿介之徒，皆导其流派者也。二曲崛起关中，以继蓝田之绪，由是关学复盛，与富平李因笃、县李柏，称关中三李。其门人王心敬，能大其学。习斋弟子，惟李刚主、王昆绳为著。后二百年，颜学始由北而南，德清戴望，承其绝学，编《颜氏学记》，而余姚章氏亦推为荀卿后之大儒。盖颜学与王（船山）学，皆及今而大显云。呜呼，六先生以布衣讲学，抗节西山，不肯受新朝之一丝一粟，而以传正学、开来哲自任，申明大义，著书以告万世，系天下之学于一线以至今。使微六先生，而神州天下之亡久矣。悲夫。邓子曰：于顺康之间，与六先生同时，而其学足以经世独立，明大义者，余更得二人焉，曰唐先生铸万，曰陈先生言夏。铸万生于巴蜀之山谷，后旅吴中，著《潜书》数万言。乃今读其《存言篇》，伤海内之困穷，哀遗黎之无告，然后知其言实当时之信史；读其《抑尊篇》，去君主之威严，发平等之公理，则与梨洲之《原君》、《原臣》并垂宇宙者也。言夏通全史，编为政、事、人、民四部，手自掌录，习当世之务，妙技击。尝避兵至昆山蔚村，村田沮洳，用兵家束伍法，筑围岸御水，不日而成，盖其学用之，皆有实效，而不为空言云。史言国初东南多隐君子，博达通世用，顾皆励气节，深晦匿以自隐，言夏其一也。呜呼，亡国多材，岂不信欤。他若晚村以讲学合群，口焦思，不忘故国；桴亭著《思辨录》，教学者议礼读律，通今知时；杨园身处草野，日抱嫠忧，惴惴念乱；蒿庵笃志厉行，独精三礼，卓然自立，则皆守程朱之学而能致用者也。又其时汇、蒙吉，延东林学派一线之传，潜斋、约斋，开仁和、南丰学派之始，而寅旭、定九导算学之先河，百诗、东樵为汉学之初祖，清学之初期，噫亦盛矣。虽然学则清学，而儒则明儒也。以明儒而冒以清学之名，是则余之过也夫。

    乾嘉之世：自乾隆中叶，海内士夫争言汉学，而吴、皖二派为至盛。吴派以惠定宇为其大师，皖派以戴东原为其大师，其弟子著学统者皆数百人，遍大江南北。大抵吴学一派，笃信好古，实事求是；皖学一派，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仪征刘氏说）。吴学好博而尊闻，皖学综形名，任裁断（余杭章氏说），此两派之所以异也。虽然，东原尝执经问业于定宇，则吴、皖实同出一源，其治经皆谨守汉儒家法，不杂入宋元人语，则无有或异也。请言定宇。定宇承其祖元龙、父天牧之家学，益覃研精思，治汉《易》，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又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八卷、《说》二卷，申明明堂配天之义，又有《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义。于《书》有《古文尚书考》二卷，明郑康成所传为孔壁真古文，辨今文《太誓》之非伪。于《春秋》有《左传补注》，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于古今文之同异，辨之甚悉。而其《九经古义》一书，则讨论古字古音，以纠纷正谬，校理秘文，尤为后儒所服习笃信，其有功于经籍甚大。盖先生之学，精眇渊博，甄明古谊，不愧大师。钱氏竹汀为先生传论曰：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学，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钱氏之论，可谓知言矣。请言东原。东原少受学于婺源江慎修，其论治经，以识字为始。谓由识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又云治经之难，虽一事必综其存以核之。其学长于考辨，立义多所创获，及参互考之，确不可易。生平著述，以《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二书，为最精深，本汉学之性理，易宋学之空言，诠明理欲之真，谓理在事情，不在意见。自宋儒舍情求理，至以意见当之，而生民遂受其祸无终极。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者，达之于上，上日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所言多发明公理，排斥专制，与近日哲儒所言平等、共和之说相合。其治经力求新理，独有心得类如此。著书极博，于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有撰述。江都汪容甫尝拟作《六儒颂》，谓国朝经儒，亭林始开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专治汉《易》者惠氏，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呜呼，戴氏之学，其所以雄视一代，掩蔽天下者，岂无故哉。论者谓乾嘉上下百年间，为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兴，而惠、戴二大经师，实为其祭酒焉。其继起者大抵皆吴、皖二派之支流余裔也。余闻余杭章氏之言曰：惠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戴震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邓子曰：章氏之言信哉，诚知夫学派之流别者矣。以余所闻，则歙县有洪榜者，尝从戴氏问学，生平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学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功不在禹下，撰《东原行状》，载东原《答彭允初书》（其书证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之说，与二书相为表里。今《行状》不载此书，乃东原子中立所删，失其意矣）。独具特识，亦戴学之云也。

    自惠、戴以来，诸儒治经，各守其家法，别为义疏，其裒然成书，专门名家者，于《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松林《述补》，于《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今古文注疏》，王鸣盛《后案》，于《诗》有胡承珙《后笺》，陈奂《传疏》，于《礼》有金榜《笺》，《仪礼》有胡培《正义》，于《春秋左氏》有刘文淇《正义》，《公羊传》有陈立《义疏》，《梁》有钟文蒸《经传补注》，于《论语》有刘宝楠《正义》，于《孟子》有焦循《正义》，于《孝经》有阮福《义疏补注》，于《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皆一代之绝作，旷古所仅见者也。余读诸经新疏，较之旧释，盖有进矣。诸儒之白首一经，辛勤补缀，其功亦乌可没哉。虽然，未已也。清之经儒，其于义疏之外，有功于诸经及小学、古籍者，余复得其大功四，小功四。胡氏《易图明辨》，辨河图洛书、先天...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