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先生学说（节选）[1]

    邓 实

    序

    有一代之变，即有一代救变之学，天下之变无穷，而天下之学亦无穷。学术者，所以通时变而为用者也。自夫三代以来，天下之变亦多矣，而皆有学以救之。东周之季，强凌弱，众暴寡，天下脊脊大乱，乃有孔、墨、老、庄诸子之学，门户分立，派别虽殊，而究之皆规切时弊，以致实用，多为途术而赴国家之急，而周祚之赖以绵延者二百余年。秦并天下，重刑法，废纪纲，四海驿骚，纷然淆乱，斩木揭竿，云合响应，乃有西汉诸儒之学，抱遗经，传正学，伏处草野，以口说相授受。及至汉兴而天下统一，尊崇儒术，遂彬彬称盛。王莽篡窃，汉祚中衰，颂功德者至十余万人，廉耻道尽，乃有东汉诸儒之学，重名节，持清议，风雨如晦，不已鸡鸣，而东京风俗之纯，上追三代，故至末造，能倾而未颓，决而未溃。晋室偏安，五胡云扰，中原涂炭，神州陆沉，乃有北魏、隋末诸儒之学，避地河西，守道不屈，河汾讲道，门徒众盛，而唐以兴起，几至于治。五代之乱极矣，弑、逆相寻，廉耻扫地，乃有有宋诸儒之学，安定、泰山，讲经授徒，二程、朱子隐居读书，而宋能久而后亡，其亡也，忠节相望。是故天下之变至无常矣。变无常而学有常，学有常而其变乃不至流而无终极。东周以降，中国之天下，事变迭出，而学术亦迭出，求之前史，未尝不有焉。然则自古事变之来，安在非求有学以维系之乎？虽然，天下之变，至于明而无所复变矣。奄宦柄国，太阿倒持，边外防辽，江海防倭，练饷叠加，乱者四起，米贼一呼而屋明社。黄虎杀人六万万，鱼烂中区，削尽元气，号呼扰攘，束手无策，而卒以天下授之他人。此顾、黄、王、颜四先生之所以目击心伤抚膺扼腕，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也。不能自已，则既有一代之变，不能不为一代救变之学，四先生亦学焉而已矣。学经世救时实用之学，以维世变，以明大义，传千秋之正谊，待一治于后王。固欲读书报国，忧时讲学，陈古讽今，著书见志，以救斯世之变，而使之不变者也。是故其言用，其学行，则用以救一时之变；其言不用，其学不行，则用以救万世之变。顾亭林之为《日知录》，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黄梨洲之为《明夷待访录》，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王船山之为《噩梦》，曰：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颜习斋之为《会典大政记》，曰：苟有用我，举而措之耳。呜呼，四先生之言何其相似也。夫四先生自信其学之必能用世，而祗以生当鼎革，不欲曲学以进身，乃以望之百世以后之王者，其志亦可悲矣。然四先生之学，虽不用，而四先生之艰贞大节，照耀人目。遗书晚出，大义日昌，而炎黄遗胄皆得食四先生学术之赐，其有功于神州，不亦大乎。实早岁读经，即好涉猎四先生之学说，壮岁远游求学，乃得尽读四先生之遗书。诵习既久，尝作《四先生画像记》，以志景仰。今别述四先生学术之大者，著为一编，朝夕服膺，守而勿失。庶几爱吾学以爱吾国云尔，非敢云救时也。

    顾亭林先生学说

    有明一代，其学术衰息之时乎。自太祖以制科取士，先以经义，士皆趋于帖括、声律、点画之学，向壁虚造，空疏亡具，固不足以言学。而以理学自诩者，亦多流于禅寂，空言著书，开门讲学，风动天下，以为名高。及其季年，而心学之流弊，至率天下以不学。故《明史·儒林传》谓：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专门经训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专精，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夫学术不盛，则人才不出，而夷狄、盗贼遂得以乘其虚以亡人国。故米贼以一屠沽儿而作乱至十七年，辽左用兵，茫无成算，以中原之大，而无一定倾御侮之人，以庄烈之为君，励精求治，至以身殉，而无救于宗社之倾覆，学术之于人国，顾不重哉。亭林生当晚季，目睹不学之患，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而以经世实用为宗，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至其致叹风俗之盛衰，留心郡国之利病，其规画深远，有未敢为今人道者。吴江潘氏之言曰：先生非一世之人，先生之书非一世之书。王不庵之言曰：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可谓知先生之所学、所志者矣。实尝闻诸朱九江先生曰：顾亭林读书亡明之际，抗节西山，《日知录》遗书，繇体及用，简其大法，当可行于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呜呼，知人而论世，忧患以求学，舍先生其安归。此余所以抱先生之遗书而莫置也。述亭林学说第一。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自其先世，家海上，世为儒，富于藏书，其先人类皆通经学古。本生祖绍芳，著有文集至数百篇。祖绍芾，好钞书，日课数纸。尝训先生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生十一岁，即授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如得宋人书一卷也。年十四，为诸生，卓荦有大志，耿介绝俗，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异之。少与同里归庄、嘉定吴其沆相善，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尝共归庄游复社，有归奇顾怪之目，于书无所不窥，尤留心经世之学。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余，凡阅志书一千余部，参互《一统志》、二十一史而成者。全书浩瀚，细字纵横，其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其遗稿钞本，尚藏吾友刘君光汉处，当图刊行云。最精韵学，谓此道之亡二千有余岁，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统称《音学五书》。由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自吴才老以下廓如也。性喜金石之文，谓其事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扪石履榛，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抉剔史传，发挥经典，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有书曰《下学指南》，取慈溪黄氏日钞所摘谢氏、张氏、陆氏之言，以别其源流，而衷诸朱子之说，所以致慨于上蔡、横浦、象山之学，谓其末流语录，多淫于禅。言之甚切。尤留心明季史事，著有《圣安纪事》、《明季实录》、《昭夏遗声》三书，昭阳秋之直笔，传信史于千秋。而于晚季门户党援之弊，士大夫反颜事仇之无耻，有余痛焉。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先生终身精诣之书，积三十年之勤，乃成一编，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其自述之辞有曰：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又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又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之以赠人，庶不为恶其害己者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又曰：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某之为是书，早夜诵读，反覆寻究，盖庶几采山之铜也。又曰：须俟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观先生之自述，然后知先生于是书致力之勤，用意之远，为不可及也。今读其书，有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又曰：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又曰：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其言皆规切时弊，深切著明，关于天下治乱之大，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又有《菰中随笔》，论官人选士之法，所言皆国家大计，考辨精审，足辅《日知录》而行。其他著作，有《左传杜解补正》、《石经考》、《九经误字》、《五经同异》、《韵补正》、《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顾氏谱系考》、《谲觚》、《救文格论》、《亭林杂录》、《亭林文集》、《亭林诗集》、《亭林余集》、《亭林佚诗》，皆已刊行。其未刊者，尚有《唐宋韵补异同》、《二十一史年表》、《熹庙谅阴记》、《十九陵图志》、《营平二州史事》、《北平古今记》、《建康古今记》、《岱岳记》、《万岁山考证》、《海道经》、《官田始未（按未疑当为末之误）考》、《下学指南》、《当务书》、《经世篇》、《录》、《诗律蒙求》等，而何义门称先生所著尚有《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可谓盛矣。盖先生生平精力绝人，耳目至广，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其学能举大而不遗其细。自经史掌故，以至声韵、金石、舆地、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源究委，条理灿然。其所著书，皆有裨于世风学术。其生平论学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予取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又曰：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一切诗、赋、铭、颂、赞、、序、记之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仆之所以为学者如此。又曰：诸君关学之余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尝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刘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然则君子为学，舍礼何由。其论文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足为也。又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至其概论时事，亦多精言，如曰：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又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其《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有曰：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呜呼，先生此言，宋以后久无此言矣。盖先生之学，贯通今古，不分汉宋，博大而尽精微，通达而切实用。生长世族，少负异资，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实录奏报，手自抄节。自以生当晚季，目击鼎革之变，而洞然于国家末流之祸，不禁痛心疾首，思欲尽反之，故周览郡国，究其利弊，凡国家政治，大而典礼财赋，小而馆舍邮亭，无不援据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之败坏，世教之陵迟，则陈古讽今，尤三太息。然先生虽抱用世之略，只以故国之戚时时不忘，日茹□□之痛，不欲曲学以干进，故不得已蕴蓄其材而不用，而足迹周流半天下，则随所至而小试之于度地恳田，故累致千金，随寓饶足。尝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遂置田五十亩，而东西开恳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观此则先生之蓄所学，固欲待时而用，而未尝一日忘乎光复之大计者也。方先生之出游，常以二马二骡，载书日随，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发书而对勘之。或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有时旅居不出，则选门生四人，环坐朗诵十三经，先生端坐听之，每年以为常。其好学不倦如此。至先生之生平大节，如少年尝起义兵，奉母遗命不事二姓，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当事有欲荐先生者，则以死争之。高风亮节，顽廉懦立，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欤。其行事略见于先生之诗文集，及全谢山所为先生神道表，今不述，述其学术之大者。

    一 经学

    邓实曰：先生之治经，以大义为先，不分汉宋者也。自乾嘉之际，士大夫盛言考据之学，乃尊汉而抑宋，而汉宋之途遂分。仪征阮氏，编《经解》，以汉学为宗，采先生之说，凡尊宋者殳焉（如《日知录》于《易》谓：不有程传，大义何由而明乎之类，今不采）。献县纪氏，为《四库书目提要》，反谓潘氏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而近人论学之书，有以汉学专门经学家首列先生者，皆未知先生之学者也。夫先生之学，以实用为归，故其说经，追汉采宋，不名一家，务通其大义而施之今日所可行者。不为丛脞烦碎之学，而于制度、名物，有关世故者，则考核引据，不厌其详。盖先生经世之学，一本原于经史。言汉学者徒以考据称先生固非，而世之徒以经济推先生者亦非也。阮氏晚年为先生《词堂记》，谓先生之经济皆学术为之，而欲论先生之经济，舍经史末由。则其治学有得之言也。知乎此可与言先生之学矣。

    《日知录》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朱子《周易本义》）。

    圣人设卦观象而系之辞，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外，惟颐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飞鸟之象，本之卦辞，而夫子未尝增设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之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元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卦爻外无别象）。

    《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月日，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同上）。

    其在政教，则不能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笾豆之事。其在学术，则不能知类通达，以几大学之道，而所习者占毕之文。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小人则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故君子为之则吝也（童观）。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诗》曰：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上九弗损益之）。

    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从君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包无鱼）。

    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武王之诰康叔：既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耈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其稽我古人之德）。

    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谮，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罔中于信以覆诅盟）。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夫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使果有残编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而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征所注《类礼》，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允征》、《顾命》，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赵汝谈至谓《洪范》非箕子之作），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寖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丰熙伪《尚书》）。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于文日夕为退，是以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日之夕矣）。

    天之方，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已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已独清，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夸毗）。

    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耈德也（不吊不祥）。

    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致知）。

    治化之隆，则遗秉滞穗之利，及于寡妇；恩情之薄，则耰锄箕帚之色，加于父母。故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敛之臣，财足而化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矣（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邱墟。昔王衍妙善元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槖于囊，国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耰锄、白梃可以为兵，而不可缺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为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弮，罗雀鼠，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舆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挺以挞秦楚，亦是可以无待于兵之意（去食、去兵）。

    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予一以贯之）。

    文集

    是故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此圣人所以立象以尽意。而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触类而通，此即举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何待于三绝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文，无一而非《易》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汉以下史书，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该于《易》者乎。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与友人论《易》书）。《记》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圣，犹问礼于老聃，而其与弟子答问之言，虽节目之微，无不备悉。语其子伯鱼曰：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仪礼郑注句读》序）。

    二 史学

    先生以老遗民，具良史才。自其幼年，从祖父受《资治通鉴》。后即日读邸报，手录成巨帙数十，故其于有明季年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而于国论之是非，尤能持清议。至其表彰节义，阐扬幽隐，则慨然于人心风俗之所系，每三致意焉。观其所为《圣安纪事》、《明季实录》、《三朝纪事阙文》诸书，隐然有国史之志，以存一代之直笔，然生值忌讳，是时东南史狱方数起，乃不克竟其志。然而先生所作之文，皆史也（如《书吴、潘二子事》）。先生之诗，亦史也（如《羌胡引》之类）。学者读先生之遗书，即以为读晚明之信史可耳。

    日知录

    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故刘歆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司马迁为太史令，石室金匮之书；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班斿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并典校书；曹褎于东观次礼事。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椽史五十余人，诣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读秘书，载之史传，而柳世隆至借给二千卷。唐则魏征、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皆为秘书监，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手书缮写，藏于内库。而元宗命宏文馆学士元行冲，通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以阳城之好学，至求为集贤院吏，乃得读之。宋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谓之三馆。太宗别建崇文院，中为秘阁，藏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置直阁校理。仁宗复命缮写校勘，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藏于太清楼，而范仲淹等，尝为提举。且求书之诏，无代不下，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枓，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干宝之《晋书》、柳芳之《唐历》、吴竞之《唐春秋》、李焘之《宋长编》，并以当时流布。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尝禁止。今则实录之进，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预纂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是虽以夫子之圣，起于今世，学夏、殷礼而无从，学周礼而又无从也，况其下焉者乎。岂非密于禁史，而疏于作人；工于藏书，而拙于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毁，空闻《七略》之名；冢壁皆残，不睹六经之字。呜呼矣（秘书国史）。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皐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皐。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史记》、《通鉴》兵事）。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同上）。

    臣祖年七十余矣，然犹日夜念庙堂不置，阅邸报手录成帙，皆细字草书，一纸至二千余字，共二十五帙。臣伏念国史未成，记注不存，为海内臣子所痛心。而臣祖二十年抄录之勤，不忍令其漫灭，以负先人之志，于是旁搜断烂之文，采而补之，书其大略，其不得者，则阙之，以备遗忘而已（《三朝纪事阙文》序）。

    三 文学

    邓实曰：有有用之文，有无用之文。先生之文，非犹乎后世文人之文也。先生之文，以明道，以救世，以维风俗，以正政教，以表彰节义，皆有用之文也。后世文人之文，则琱琢其辞，藻绘其语，以注虫鱼命草木而已，不则吚唔蔓衍，唱叹不急，以为干禄之文而已，皆无用者也。是故其文有用，则奉天草诏，遂动勤王之兵；其文无用，则玉树后庭，徒留亡国之恨。呜呼，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风雨如晦，而鸡鸣不已。先生以胜国之遗黎，居草野之下位，不能救民以事，而只欲救民以言，先生之志亦可哀矣。然至以言救民，而言且不用，凤鸟不至，河清无期，此则读先生之遗书者不能不掩卷三叹者耳。虽然，自古独立不惧之君子，本其大义，发为公言，百世之后，大义明而其言亦于以见用。言岂必在一时哉功？岂必在一世哉？

    日知录

    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文不贵多）。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欤。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著书之难）。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元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盩厔尉，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孔稚圭《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魏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直言）。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魏志》司马朗有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创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节文）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若滕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呜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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