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曾公晚年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他于12月17日动身，江宁百姓夹道相送，足见他在任上深受拥戴。他于39日后抵京，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推测，此行不算匆忙。回京后，他被赐紫禁城内骑马的恩赏，受了同治帝几次召见，并被恩准列席新年的宫宴。

    曾国藩在养心殿东暖阁接受召对，同治皇帝面西而坐，皇帝御座后设黄幔，两宫太后并坐其后，慈安居南，慈禧居北。问话都是慈禧问的，1月26日和27日的召对如下：

    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撤得安静？

    对：安静。

    问：你一路来可安静？

    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问：你出京多少年？

    对：臣出京十七年了。

    问：你带兵多少年？

    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

    问：你从前在礼部？

    对：臣前在礼部当差。

    问：在部几年？

    对：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

    问：曾国荃是你胞弟？

    对：是臣胞弟。

    问：你兄弟几个？

    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曾国藩旋即叩头退出。翌日，皇帝又在同一个地方召见他，问话如下：

    问：汝造了几个轮船？

    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否？

    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对：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问：汝的病好了？

    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狠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问：汝吃药否？

    对：也曾吃药。（退出）

    春节过后，曾国藩前往保定府上任，当时直隶诸多事务并无异常。

    然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相较两年前的扬州教案以及各地其他动乱，天津教案所带来的破坏和国际影响是最大的。西方国家普遍觉得，当时社会原本就动荡，排外思想又深入人心，官员们对此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蓄意煽动，混乱局面终于达到顶峰，最后的恶果便落到了那几个倒霉传教士的头上。

    从表面上看，天津教案的矛盾焦点在于教会诱拐儿童，有传言称部分儿童被卖给了罗马天主教的孤儿院，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无稽之谈，说迷拐儿童的药就是用那些被卖掉的孩子的眼睛和心脏配制而成。当年6月，教会用巫术拐卖儿童的传闻一出，天津民众群情激愤。他们抓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此人供述称自己用来诱拐儿童的迷药是法国教会的一个叫王三的人给的。“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馆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女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事也。”这番措辞与曾国藩于7月21日呈交的奏折所言略有出入。在奏折中，曾国藩提到天津知府和天津县知县都曾去教会查讯王三，并遭到丰大业枪袭。无论如何，这对外交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单单处理法国领事和罗马天主教会已不能让愤怒的天津民众满意，他们还杀了几个俄国人，英美教会的财物也被他们损毁。

    这回官府的反应速度与外国驻京的外交官相当，这说明他们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此案发生两天后，曾国藩就接到朝廷谕令，命他即刻赶往事发地点，与崇厚共同处理此案。但是曾国藩没有立刻动身，他拖到了7月4日才出发，但他派了两名道台先行前往调查，他本人则利用这几天时间细细研究了天津官员的奏报，以备面见外国的代表。当时曾国藩抱恙在身。5月22日，他曾因病乞假一个月，天津教案发生前夕他又递过续假的奏折。所以他是从病榻上勉强起身去查办此案的。案件之棘手程度让曾国藩忧心忡忡，甚至觉得自己会因此而一命归天。他的下属在天津调查案情的时候，他将一应后事都细细交代了，因为他担心自己这一走便再也回不了保定府了。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遗书，内容如下：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暴民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宣教，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造成数十人被谋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他决定先解决俄国、英国和美国的问题，然后再去应付更为棘手的法国。在他看来，整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教会涉嫌拐卖儿童，并摘取儿童心脏和眼球。这是首先需要核实的问题，因为绑架犯在供词中将矛头指向了教会。王三被捕后，曾国藩主张先核实他是否受教会指使，是否加入了武兰珍的绑架行动，摘取心脏和眼球的指控是否为真。在谈判时，中国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上述问题的核查结果。如果结果为真，那么中国大可理直气壮，不必让步；但如果实情并非如此，那么中国就要为严重损害法国的利益而负责。法国方面的负责人罗淑亚称，有4个问题最为关键：侮辱法国国旗、杀害法国官员、杀害法籍居民、损坏财物。曾国藩在递给恭亲王的奏报中写道：“闻外国以毁旗为悖和绝里，其意似欲开启兵端。我中国宣示大信，平情结案，只能酌议赔款以还教堂器物，缉拿凶手以备抵偿各命。彼虽兴波作澜，亦惟忍默处之，不能请遽议其他也。”

    曾国藩公开表示要和平处理，秉公办事，中国百姓之中当然是反对声一片。他发现天津的民众表现很平静，心里却非常不满。通过一个叫水火会的民间组织，天津百姓传达了对崇厚的不满，说他为了避免多生是非，便禁止集会，遏制流言散布；同样的，曾国藩一到天津便不受他们待见，因为他不仅不反对崇厚的主张，居然还站在崇厚一边。反对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应付洋人。有人主张发起暴动，一举将洋人赶出中国；有人主张联合英美对抗法国；也有人主张单独与法国开战；而相对比较软弱的一派则只要求将崇厚革职。而当曾国藩下令和平解决，保护所有洋人的时候，所有的敌意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首先要查实的问题就是教会究竟有没有绑架儿童，但最后结论是针对教会的任何一项罪名都不成立。接受提审的有数百人，其中150人来自教会，但没有发现任何绑架儿童或摘取儿童心脏和眼球的案例。所有指控的唯一依据就是谣言，与湖南、扬州和直隶其他地区的情形并无差异。曾国藩在奏报中称：

    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堂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即康熙）时，久经先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贫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钜。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经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毁教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中国人民有至仁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侄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

    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有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倅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罗马天主教堂完全是无辜的。然而结果出来后，外国使臣见清廷对此事的处理和惩罚措施并未有明确的表示，瞬间就转变了态度，大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抵达天津时，曾国藩曾给法国的代表写过一封信，信中言辞颇为谨慎。关于此事，曾国藩向恭亲王奏报称：

    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经旬日，尚止空文往复，恐其不耐迁延。先给照会许为速办，以安其心，最为伐谋之要策。照会语意虽极切实，而抵偿、议恤等事仍用虚笔，尤为斟酌尽善。

    大约在7月14日，曾国藩又在一封信中提到，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昨闻电线来信，法国君王已有复示，大致谓中国修好多年，此次苟能办得公道，仍须保全和局，不必动兵云云，未审是否确实。法人与布国构衅，此间传言已久。若果法、布开兵，或者远交近攻，不欲与中国为难。又闻法主老而厌事，其意主和不主战，似亦事之所有。

    然而即便当地官员的惩处问题已经明晰，然而外方执着于为他们被杀的无辜同胞讨回公道，这却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曾国藩几次在信中对此事有所提及。有几个涉案人员失踪了，其他人即使拷问也不吐露实情。到了9月，他所掌握的也不过只有一份涉案人员的名单而已。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要找到犯罪证据并给罪犯定罪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所以，曾国藩所处的困境我们可以理解。另一方面，调查进展缓慢，又无法保障结果，法国人不愿坐着干等。能定罪的人至少有3个，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和直隶省提督，其中知府和知县有义务维护当地的治安。这三人即使没有主动参与，至少也有玩忽职守的罪行。法国人认为，他们既然明知针对传教士的谣言正在民间传播，还有人在张贴指责传教士的告示，他们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7月19日，法国以出动海军相要挟，要求处死这三名官员。曾国藩与崇厚商议过后，认为这三人虽罪不至死，但法国方面情绪激动，考虑到全国的安宁，还是有必要考虑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提议将天津知府和知县交刑部问罪；但提督与此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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